1964年1月，京西宾馆开始筹建，用于接待国外军方代表团和筹备军内重要会议，并不作为盈利性宾馆外对外开放。实际上，它是解放军总参下属招待机构，政治意义堪比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、北戴河等单位。
文革时期，作为所谓“走资派”的庇护所，一大批受到冲击的开国将帅和地方负责同志在这里暂避风雨。
许世友“水雷弹”阻击造反派
“文革”之初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就已受到各方冲击，来京后住在京西宾馆。南京造反派仍不肯罢休，派了七百多人追到了北京。
当时，同住在7楼的还有南京军区政委杜平，以及韩先楚、皮定均等著名将领。
楼上的许世友听到外面的风声，认为凶多吉少，和几位老将一商量，马上召集随身人员和楼层服务员，加在一起约有20人，分成两组，每组把守一个楼梯口。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，请许世友坐在大厅中间，说：“我们听你指挥!”
悍将许世友随即开启战斗模式。他先让人把电梯全部停在半空，造反派要想上楼，就只能爬楼梯；又叫人把所有热水瓶全部堆在七楼楼梯口，待造反派冲击，一起往下倒。许世友说：“这叫‘水雷弹’!让咱们骂不还口、打不还手，没说不让咱们倒点水吧？”说得大伙都乐了。
“防御工事”建好以后，许世友立刻用电话报告周恩来，并请转报毛泽东。许世友说：“今天，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，我戎马一生，刀尖上舔血眼不眨一下。今天，谁敢抓我，我就向谁开枪!”
周恩来知道许世友向来敢说敢做，怕双方闹起来惹出大祸，立即让傅崇碧跟徐向前到京西宾馆做许世友的工作。与此同时，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去做造反派的工作，终于将事件平息了下来。
后来，人们每当议论起这件事都有些后怕。那天如果不是周恩来及时插手，按照许世友的刚烈脾气，当天极有可能出人命。
老帅大闹京西宾馆
1967年一月中旬的一天，陈伯达在与某派群众组织的见面会上，公开点名批判萧华是“军中劣绅”。一时间，打倒萧华的大字报传单铺天盖地，总政机关陷入一片混乱。周恩来很生气，出来辟谣，说这是谣言。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，江青很紧张，派人连夜覆盖大字报。
1月19日下午，军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召开。叶群积极要求发言，说道：“萧华反对林副主席，坏文化大革命，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”。
陈伯达、江青也在一边帮腔。江青说，萧华作为总政治部主任，竟然在发文时将总政和军委放在同一高度，是何居心？显然，这次批肖，是江青、叶群等人会前预谋的。
因军委从未认为萧华个人存在问题，老帅们根本不知道江青、叶群代表谁的命令，因此不敢轻易定性，于是徐向前在散会时郑重宣布：今天的会议要严格保密，不准外传，这是一条纪律。
然而，会议内容还是被江青一伙人故意捅出去了。当晚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的一些人，便抄了萧华的家，抢走不少文件。萧华从后门走脱，跑去找徐向前，因见徐向前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，又转到傅钟那里，坐车去西山住下，这才免遭揪斗。
次日上午，军委碰头会继续在京西宾馆召开。江青装模作样地说道：“总政主任怎么没来呀？是有问题不敢来吗？”话音刚落，萧华便到，公开讲述昨晚被莫名抄家的事情。徐向前得知后，气的怒摔茶杯。叶剑英也指着江青鼻子大骂：萧华是我保护起来的，如果有罪，我来承担！叶剑英拍了桌子，把手骨都拍伤了。这就是所谓“大闹京西宾馆”事件。
荒唐至极：开国中将扇开国上将耳光
1967年7月26日上午，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，讨论针对“720事件”给武汉军区常委的复电。名义上是讨论会，实际上是批斗会。
会议一开始，谢富治就抢先“开炮”：“720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、公检法、人武部和‘百万雄师'搞的反革命叛乱，矛头是对准毛主席、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……”
接着，受叶群指使的吴法宪赤膊上阵，且发言越来越离谱：“陈再道镇压群众运动，手段血腥，是720事件的第一头目，他是最大走资派刘少奇、邓小平的忠实走狗！”
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先后三次打断吴法宪的发言，要他讲主要问题。
吴法宪仍不罢休，又咬起了徐向前：“武汉问题，徐向前是有责任的，这个责任应当追究。”
徐向前忍无可忍，写了个条子，递给周恩来后便愤然离开会场。
会议中间休息时，吴法宪等人趁周恩来不在场，带头并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对陈再道等人进行武斗。吴法宪还上去打了陈再道一个耳光。
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，听说此事后怒拍桌子：“荒唐至极!”当周恩来赶了过去准备制止时，那些人已经溜掉了。
这次对陈再道的批斗会，一直开到夜幕降临还没有散。六七个小时里，陈再道一直低头弯腰，接受造反派的批斗。
整个文革期间，京西宾馆见证了无数的尔虞我诈、明争暗斗。粉碎四人帮后，京西宾馆迎来了最光辉灿烂的日子。
1978年12月18日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开幕。如今，三层第一会议室依旧保留着当时的模样，会议室墙上的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”八个大字极为醒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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