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礼制和情感之间，宋朝皇帝堪称历代帝王中最为克己复礼的典范，和汉唐明清诸朝相比较，宋朝也是最尊重礼法、最受礼法约束的王朝，能够把皇权约束到礼法中，自然是一种进步。
一般来说，礼法的根本在于宗法，尊重宗法就表示接受礼法的束缚，如果皇帝们都能受礼法的约束，那么，皇权就很容易被关进礼法做成的笼子里。
问题是，没有几个皇帝愿意做一个畏法的人，更多时候会出现皇权凌驾在礼法之上的事，而皇帝带头践踏礼法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淫威、实现君主的度才罢了，毕竟，不是每个皇帝都有能力依靠自己的文治武功去建立功业。
所以，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统性，很多皇帝都喜欢拿宗法礼制说事，特别是那些得位不太正、或者小宗入继大统的皇帝们，就更喜欢通过尊崇本生和祭祀祖宗来表明自己的合法性。
按照为人后者为人子、不能复顾私亲的宗法原则，过继大宗的小宗都要降等所生的恩义，去尽心奉事所后（继）的大宗，但，这并不是每个过继子都能做到的，因而就出现小宗子过度尊崇本生的现象。
随着帝制皇权的不断加强，小宗皇帝就更容易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，比如汉宣帝、宋英宗还只能把生父称亲，到明世宗就能把身为臣子的亲爹称宗入庙凌驾在武宗之上。
当然，这并不表明后者能力比前者强硬，只不过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、环境不同，最重要的是，是皇帝本人的道德底线也不同，前者要脸、后者太不要脸罢了。
所以说，与其说小宗过继大宗的皇帝们放不下对亲生的血缘亲情，不如说是一朝得志必须光耀家门、如不尊崇亲生就犹如锦衣夜行的暴发户心理在作祟。
用现代的眼光看，封建社会搞的濮议、大礼议只是对皇帝亲生父母称谓和封赠问题的讨论，对现实好像没有什么意义，但真这样想，就忽略了封建社会是以宗法礼制为基石的事实，如果礼制可以任意颠覆践踏，整个社会的纲纪也就很容易被破坏。
在皇权膨胀的明朝，明世宗仗着自己活得久、在位长，能让自己的亲爹称宗入庙，但在皇权受约束的宋朝，宋英宗只为了把自己亲爹叫爹，就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实现。
而正是因为英宗闹濮议，给大宋朝留下无穷的祸患，和执政官交锋的台谏官全体被贬，严重影响北宋集团内部的团结和平衡，在此后，台谏官逐渐沦为执政或皇帝的爪牙，再不见真、仁时代监督皇权和政府的良好风气。
濮议事件能够引起台谏官和执政官的交锋，主要原因就是双方的观点不同，执政官是从人性、亲情入手，注重个人情感；台谏官则从宗法礼制入手，注重礼法，简单说就是情与礼的冲突纠葛。
如果按照执政的观点，英宗可以称亲爹为皇考，这满足了英宗对亲爹的孝心，但对于他所继承的仁宗来说，实在不公平，也践踏了传承至今的宗法礼制。
但要搞清楚一点，韩琦、欧阳修并不敢真的无视礼法去尊崇濮王，去把濮王冠上帝皇称号，称宗入庙，他们不敢，他们只是对传统礼仪和血缘亲情兼顾了一下，变通了一点。
平心而论，执政的行为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，毕竟，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，不管什么都会随着时代的进步、与时俱进的有所演变。
如果按照台谏官的观点，也的确维护了大宗的利益，突出了礼法，但却摒弃了礼法中存在的人性基础，有失人情，对小宗本生来说，则过于薄情了。
正是因为台谏官在死守教条、坚守礼性之余，对英宗和濮王的血缘亲情以及人性过于忽视，有点呆板不通融，才成为执政官反驳的借口。
执政和台谏双方都承认英宗父子的天性至亲，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是谁也无法剥夺的，台谏偏重礼，执政则偏重情，台谏占领道德大义的高地，执政则拥有权力，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所以，辩论到最后，自然就发展到人身和道德的攻击，最终演变成党争并遗祸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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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光曾对英宗发出过灵魂拷问：仁宗在就以仁宗为父，仁宗不在就以濮王为亲？未免太反复无常了吧？
这个拷问让皇帝和执政都没法接，但在几百年后，却被王夫之批评：如果英宗在没当天子时认亲爹，当上天子了就不认亲爹？这未免也太见利忘恩点，简直与禽兽无疑了。
单从字面意思看，好像王夫之驳倒了司马光，但以猴格浅见，王夫之的批评并没有依据，不过是欺负古人不能回复他罢了。
台谏官为何坚持反对尊崇濮王？那是因为英宗的过继是事实，他在过继给仁宗那一刻起，不管是从宗法上，还是社会性的权利义务上，都已经和亲爹断绝关系，王夫之谈什么当了天子就不认亲爹，这不是辩驳，而是不讲理了。
宋朝的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中有很多案例记载，亲儿子不孝顺被父母告官，就会失去继承父母财产的资格，过继子就更是如此了，如果为人后，还顾其私亲，不但不能继承嗣父家的产业，还会被勒令归宗的。
所以说，在一个人不能有两个父亲的情况下，英宗想称濮王为皇考，阻力的确很大。但基于人情角度去考虑，真把濮王放置在与其他宗亲同等位置上，对濮王来讲也有失恭敬，毕竟古代的观念，子女飞黄腾达必定要荣耀父母，而生育圣子、贤女就是身为父母最大的功德，濮王的地位自然需要抬一抬。
这时候就显出程颐的理论，把礼法和人情兼顾结合，为濮王另立宗统，成为濮国始祖大宗，地位低于皇权而高于其他宗室，这样既满足英宗的情感需求，又没有违背宗法礼制。
和欧阳修、司马光的观点相比，程颐的理论就属于与时俱进的新兴思想，从宋朝之后，他这个理论就得到广泛的认可，明朝闹大礼议时，群臣就引用程说，建议明世宗尊崇生父为兴国大王。
到了清朝，程颐的理论更被夸赞，光绪入继后，本生父醇王的待遇就是从程颐的理论演变而来，既不轻视所生，也没有打乱所统，恩义两全，名实俱正，可为万世为人后者大公至正之常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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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议虽然在表面上是属于皇帝的胜利，但实际上，对于执政、台谏和国家来说，都是巨大的伤害，台谏官的七名骨干，司马光调离谏院，吕诲等六人被贬出京；执政在神宗即位后也逐渐被清理出朝廷，大宋朝的国家体制也被破坏。
特别是欧阳修在被蒋之奇、彭思永攻讦时，了解他为人的司马光、范纯仁、吕公著等等，没有一个为他讲话，都在袖手旁观，坐视蒋之奇诬陷诋毁欧阳修。想像一下才高志远的欧阳修当时的狼狈难堪和痛心绝望吧，让猴格都不禁为之心有戚戚。
司马光们难道支持、赞同蒋之奇吗？不，他们对蒋之奇的为人和行为是鄙视的，但是，尽管他们知道欧阳修是被诬陷的，蒋之奇是卑劣的，但仍然选择了袖手旁观，为什么？
就是因为濮议中欧阳修的立场，让士林公议和他划清界限，让他成为恪守礼制之人的敌人，自诩为礼法卫士的人，谁会去援救敌人欧阳修呢？
通过欧阳修被诬陷事件，就能看出濮议对时人的伤害和影响有多大，司马光们就是因为个人意气之争而因私废公，开始对人不对事，这对国家机器来说，伤害有多么巨大，可以参见王安石变法和元祐更化。
对英宗来说，他除了为自己的亲爹争到亲爹的称号外，就别无所获，如果他觉得能够玩弄执政和台谏于鼓掌之中、提高了皇权也算的话。
他的行为对大宋朝的体制来说，绝对是严重的伤害，他破坏了良好的国家机器运行制度，还给儿子神宗带来巨大的尴尬，最要命的是，濮议事件给北宋皇权脱离礼法束缚的笼子撕开了一个大口子。
正是因为英宗闹濮议的行为，让大宋体制失去平衡，让聪明又有气性的神宗，不得不为父亲正名而努力地奋斗，逼迫自己去建立超越祖宗的丰功伟绩，为成为一个伟大的皇帝而努力，为洗刷老父亲荒唐的形象而努力，为维护仁宗——英宗——神宗传承的合法性而努力，一辈子都在疲惫不堪的负重前行，最终心力交瘁而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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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一下，如果英宗像明世宗一样超长待机，濮议事件在他漫长的人生中，或许会变成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后世也会出现像给明世宗洗白那样的人为他洗白，可（庆）惜（幸）的是，他只做了四年皇帝。
猴格也时常想，当英宗拿着吕诲攻讦执政的奏状故意咨询韩琦欧阳修时，韩琦欧阳修是否对英宗产生失望和寒心的情绪？
当神宗拿着王陶攻讦韩琦的奏状询问韩琦、韩琦慢条斯理说、陛下派一个小宦官来就可以把我绑走时，是否会对自己当初提濮议之事产生后悔的情绪？
当两人离开朝廷、离开中书、在夜深人静时，是否还会想起仁宗皇帝对他们的赏识和提拔？不知道想起时、负了仁宗的他们会产生什么情绪呢？愧疚么？
就是这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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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有话说：这一篇其实是濮议篇的总论，思绪有点乱，写的东一榔头西一榔头，好像自己的想法也没有完全表达出来，文笔渣真没辙啊！
